12月3日，由新華網主辦、新華網海南分公司承辦的“2016新華網思客年會”在海南召開。國際金融論壇副理事長、經濟學家辜勝阻發表了以“當前宏觀經濟形勢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”為主題的主旨演講，分享了自己對于當前中國經濟增速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觀點與意見。以下為演講精彩內容：
       不一樣的經濟增長：從高速換擋中高速
       談到宏觀經濟形勢，我們不能不看到我國不一樣的經濟增長，現在我國的經濟增長正從高速換擋到中高速。
       去年的經濟數字公布后，海外的媒體發布了幾條新聞，說中國經濟達到25年來最低值。我們改革開放30多年來，中國經濟的平均增速是9.8%，但是在相當多的年份達到了2位數的增長。然而，我們要知道，這樣的增速是不可持續的。
       2015年，我們的經濟增速是6.9%，今年前三季度是6.7%。這中間最顯著的變化是民間投資的增速在下降，過去10年，中國民間投資的增長速度一直保持在20%左右，2011年甚至達到34%。但去年我國民間投資增長僅為10%，今年前三季度是2.5%。
       那么，我們該如何看中國經濟不一樣的增長？首先我們看《政府工作報告》中的指標，2005年到2011年我們的目標是保8%，但是經濟增長速度每年都高于8%。2012年我們放棄保8%，變成7.5%，2015年是7%左右，今年是6.5%至7%。
       此外，要理解這是一個不一樣的增長，世界經濟的增長周期、經濟的規模是不一樣的。我國的經濟增速即使是6.7%、6.9%，增長的總量也是不一樣的。去年的增量超過了6千億美元，比美國、印度都高很多。過去我們的經濟增長主要靠工業，現在服務業的增長速度很快，增長的主導力量也不一樣。
       最近幾年，我們要看到，居民的收入跑贏了GDP，居民收入和GDP增長基本同步。我們經濟增長中的污染排放也不一樣，環境有所改善。消費成為“穩定器”和“壓艙石”，去年貢獻力已經超過66%，今年超過70%，總規模超過30萬億，中產階級成為消費升級的主力軍。中國現在有3億中產階級或中等收入階層，未來5至10年，可能上升到5億。
       剛才講到居民收入跑贏了GDP，這很好。目前世界GDP的排名中只有美國和中國進入了10萬億美元的俱樂部。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施瓦布說中國6.9%的經濟增量相當于瑞士全年的GDP。2015年GDP的增量相當于1985年中國全年的GDP。從全球范圍來看，很少有國家的經濟增速能夠超過6%。
       那么，有人懷疑，中國的GDP是多報高估。任何一個國家的GDP都有統計誤差，有高估和漏報。經濟學家厲以寧認為GDP是被低估了，比如說農村建房、家庭保姆收入均不計入GDP。除了GDP以外，中國老百姓的居民新增儲蓄存款去年超過了4萬億人民幣，全國每百戶家庭擁有的汽車超過30輛，北京更是超過了60輛。此外，人均居民的住房擁有率也是很高的。因此，我國的經濟增長是不一樣的增長。
       經濟分化：亮點與痛點并存，希望與困難同在，潛力與壓力都有
       我要講的第二點是經濟分化，亮點與痛點并存。現在我國存在著經濟分化的趨勢，希望和困難同在，潛力和壓力并存。
       一是地區分化，二是傳統和新型產業之間出現了產業的分化，三是所有制出現了分化，2016年前三季度我國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為2.5%，但是，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率達到了20%以上。四是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出現了分化，脫實向虛，“脫實向房”，去年是股市的非理性繁榮，今年是樓市的非理性繁榮。五是企業也出現了分化，PMI指數大企業很好，小企業不好。最后一個分化是境內外投資的分化明顯，內冷外熱。我把以上的幾大分化總結為8個字“脫實向虛、由內外向”。2016年上半年我們的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近60%，六年間對外投資翻了1倍。實體投資越來越冷，金融投資越來越熱。可以說，我國經濟出現了過度金融化。金融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比金融大國美國和英國還要高。但是，一方面我們錢多，另一方面錢緊、錢貴，特別是實體經濟中面臨錢緊、錢貴局面。
       我對15個省市的小微企業融資進行了調研，發現首當其沖的是貴，大企業從銀行貸款的利率比發達國家高2至4倍。只有10%左右的小微企業能從銀行獲得貸款，即使是拿到了貸款，融資成本也高達12%。我總結小微企業融資困局是“貴、難、亂、慢、險”。
       當前，我國民間投資面臨轉型的火山、市場的冰山、融資的高山“三座大山”的挑戰，增速下降非常快。民間投資對于中國的經濟又非常重要。民間投資下行的原因，我認為是缺能力，少動力、缺資金、少空間。習總書記今年兩會強調提出要打破“玻璃門”、“彈簧門”、“旋轉門”，解決民間投資的市場準入的問題。
       供給側結構改革面臨結構優化、創新驅動、制度供給三大任務
      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我認為關鍵在于通過制度供給來調動人的積極性。應該明確供給側改革的三大任務，即結構優化、創新驅動、改革引領制度供給。供給側應該是創新驅動的供給側，創新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間的結構性主要是針對結構矛盾而推動的改革。
      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， “三去一降一補”已經取得了一些實效，也面臨了一些問題，煤炭去產能導致了“煤超瘋”，面臨穩供應和去產能的兩難選擇。去產能我們要更多的靠市場化和法治化，特別是依法取締和關停落后產能、污染產能和對安全有影響的產能。另一方面靠市場化，通過并購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，要讓僵尸企業入土為安。所以，政府的政策要兜底。
       要防止識上的三大誤區，不能在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，把供給和需求對立開，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西方的供給學派混為一談，也不能簡單的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擴大供給或者是淘汰供給，它是我上面講的三者的統一。我們要依靠三大主體，發揮人的積極性，市場的主體——企業家； 創新的主體——科研人員，改革的主體——官員。這三個關鍵的少數，對于改革真正的落地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。我們要用好三大引擎，保持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。這三大引擎為“中國制造2025”，“大眾創業、萬眾創新”，“一帶一路”。
       “中國制造2025”，德國的“工業4.0”和美國的工業互聯網，都是推進制造業轉型升級。當前，“雙創”正蓬勃開展，我們現在創業每天新創的企業為1.4萬戶。這是什么概念？日本在應對金融危機期間也推創業，一年的新創企業是9萬戶。
       近幾年國人海外購物熱潮，表明現在需求變了，供給的產品卻沒有變，質量、服務跟不上。有效供給能力不足帶來大量“需求外溢”，消費能力嚴重外流。另一個案例是空氣凈化器，室內污染已經成為健康殺手，空氣凈化器需求快速的增長，但是在空氣凈化器中，我們國產的品牌僅占7.5%。智能手機是一個成功的案例。2010年全球智能手機的市場分布中沒有中國品牌。5年后，全球10大智能手機的品牌排名中，中國囊括七席，其中華為成為中國“第一智能手機廠商”，主要靠研發投入。深圳的創新創業模式得益于文化引領，深圳 是移民文化，有利于創新，這點和硅谷很相似，還得益于創新創業的人才隊伍的多元化，我把它總結為新四軍，有海歸系、孔雀系、深商系、裂變系。還有就是深圳形成創業，創新，創投的“鐵三角”，金融創新和技術創新“雙輪驅動”。這是深圳創新與民間投資發展態勢良好的重要原因。
       宏觀經濟的“近憂”是實體經濟，“遠慮”是人口老齡化
       我對當前經濟形勢和改革發展有幾點看法。
       我剛才已經講過了，經濟形勢最大的特點是分化。目前經濟形勢下最需要關注的問題，近期是實體經濟，中長期的問題是人口老齡化，我們有遠慮和近憂。這次我們講到了新動能，要從要素、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。
       首先是實體經濟，今年是“十三五”的開局之年，我們要鞏固實體經濟的基礎，美國總結它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時，總結出一個教訓，即過度依賴金融。奧巴馬提出，要重新轉向實體經濟，回歸制造、回歸創新。
       中長期的問題是人口老齡化。到2050年的時候，我們的人口老齡化將非常嚴重。去年我們放開了二胎政策，一對夫婦可生兩個孩子。未來需要實施一系列配套政策鼓勵生育。
       如何通過“雙創”培育新動能？我去了20多個城市，做了一個“雙創”的調研。對此，我有五點體會：
       首先是構建創新的激勵機制和產權保護機制，推進創新人才的知識資本化和知識產權股份期權化，建立知識合法轉化為財富的機制，實現創新、創業、創富聯動，形成創新“金三角”。二是技術創新與金融創新雙輪驅動，打造創新、創業、創投的“鐵三角”。特別是鼓勵更多的閑錢進入實體經濟。三是發揮大企業的龍頭作用，建立雙創平臺，實現“裂變式”創新創業，形成“頂天立地”的大企業與鋪天蓋地的小微企業的創業生態。大企業應該成為創業創新的黃埔軍校。四是建立創新容錯機制，營造容許失敗、鼓勵創新的良好文化氛圍。這點很重要。今年我調研了40家央企及金融機構，我感覺容錯機制很重要，總書記強調建立容錯機制，提出了“三個區分”。五是完善產權保護機制，讓創新、創業、創富者有“安全感”。
       “十三五”規劃提出了新發展理念作為引領轉型的“航標”，“十三五”機遇和挑戰并存。中國經濟當前有六大挑戰：工業去產能、房地產去庫存（去泡沫）、實體經濟降成本、結構補短板、金融去杠桿、環境去污染。同時“十三五”又面臨六個方面的發展機遇：一是人口城鎮化；二是產業高端化；三是經濟服務化；四是發展綠色化；五是社會信息化；六是經營國際化。